我对柴玲和封从德一向尊敬有加,对他们在89年期间的胆识和作为也格外钦佩。90年在秦城监狱时,听到他们夫妇已经成功逃亡,曾经为他们高兴得一夜未眠。 但是,虽然我们同被列在六四的21人通辑令名单上,我也一向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我更不用共产党的通辑令作为我划清敌我友的界限。
记得在96年我刚到美国时,曾经在西方主流媒体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轰动。一次柴玲带着一位波士顿环球报的女记者朋友来见我,说是要整一篇有关居住在波士顿的中国著名流亡人士的长篇报道,并说主要是要报道刘刚,柴玲,封从德和王军涛。我一听说要同柴玲,沈彤一起拍照上报纸,立即坚决拒绝,我也几次拒绝柴玲带来的她那位女记者朋友的采访。结果在第二天的波士顿环球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登出了一副占了将近半个版面的柴玲抱着她的那个波斯猫的巨照,另一张沈彤站在他豪宅网球场旁的有巴掌大的照片则登在柴玲和波斯猫的脚下,而王军涛的一张有二寸大小的坐在他家寒酸不堪的破旧楼梯上的照片则被登在位于后面的某一版的不显眼的地方。我忘记了那篇报道的标题,但我真想给那篇占了几版的报道加一个副标题:中国流亡者的贵族和贫农。
回想起当年在天安门的场景细节,如今还历历在目。记得那天我将我草拟的撤出方案交给柴玲,让她照着念一遍就行。柴玲站起来,一手持话筒,另一手拿着我的字条。她并没有按着我的字条宣布大游行路线和各地区进驻北京各高校的方案。而是说:“5月30日 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说到这里,她用手指着我,又指指刘苏里和甘阳,继续说:“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意见”。这时我听到广场上一片喧哗,她后面再讲什么,我就全然不知了。我当时只是想,在纳闷,这丫头也真会煽动,也真够老辣的,想不到在这最后关头被这丫头给耍了。我还想, 就是黄金荣杜润生再世,也没有这丫头这胆识这能量啊。
我相信,有了这一段经历,刘苏里,甘阳,都会和我一样,再见了柴玲,再见了封从德,都会有一种吞了一颗苍蝇的感觉。
我敢说,如果六四的结局是象罗马尼亚那样的意外成功,封从德和柴玲将是名垂青史的英雄。他们今天也一定会指责所有要求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为右倾退却。不管怎么说,我不认为我当时的撤就是唯一正确。而事实上我不曾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我一直都认为是我在89年的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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